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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工程院院士、導彈武器系統總設計師鐘山—— “就是窮光蛋,也要拼命干”
來源:   發布時間:2018-04-28

草長鶯飛四月天,第三個“中國航天日”在充滿生機和希望的季節里到來。弘揚航天精神、致敬航天人。記者采訪了87歲高齡的中國工程院院士、防空導彈專家、低空防空導彈武器的開拓者和技術帶頭人鐘山。隨著年齡增長,鐘老很多記憶都模糊了,但一講起導彈,卻展現出了驚人的記憶力,什么型號、哪年研制記得一清二楚。

記者:您是怎么步入導彈研究領域的,很早就有這樣的夢想嗎?

鐘山:應該說從事軍事工程技術這個夢想是早就有的,而從事導彈研究則是后來的事了。我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(現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科技大學)讀書的時候還沒有導彈專業呢。那時只聽過導彈的名字,沒見過長什么樣。1955年左右,錢學森回國,到學院來參觀,陳賡院長就問他我們能不能搞導彈。錢學森說:“別人能搞我們怎么不能搞?”給了他肯定的答復。我國的導彈研制事業后來慢慢起步了。

1958年我畢業,被組織分配來北京。當時只告訴我們要保密,也沒說要研究導彈,到北京以后,進了國防部第五研究院,才知道要研究導彈。當時很興奮、很激動。

記者:您曾說對您影響最大的人是錢學森,能講講背后的故事嗎?

鐘山:1956年,新中國第一個導彈研究機構——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,錢學森任院長。我早年讀書的時候就很敬佩他,進了五院得知他就是領導,別提有多興奮。他親任地空導彈方案論證的負責人,我作為其中制導雷達方案論證的參與者,多次聆聽了他的講話和報告。

他在報告中講的兩件事我現在印象都很深刻。第一,他強調年輕人結婚要晚,因為要集中精力、節約時間做研究。第二他談了自己的學習心得,他說讀書要經歷三個階段,第一階段是感覺在讀一本原來厚度的書;第二階段在讀書中產生了諸多疑問,感覺書越讀越厚;第三階段經過思考,提綱挈領,抓住了本質和關鍵,可以靈活應用,書由厚變薄,甚至變成了一頁紙或幾句話。他講的這些我受益終生。

后來,我們在研制某型號導彈的時候,有次試驗失敗了。他也去了,在現場待了兩三個月查找原因,汲取教訓。提出“要把故障解決在地面上”,決不能讓導彈帶著問題上天,不然就會掉下來。他這一思想對我這一輩子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
記者:1959年,您所在的研究院有幾句口號,“生在永定路,死在八寶山”“不求名不求利,只求導彈早上天”。這是在什么背景下喊出來的?

鐘山:那時候大家剛剛進入導彈研究領域,很興奮,想著這輩子就干這一件事。但是時間緊、任務重,大家有壓力,晚上睡不著覺。尤其是蘇聯撤走援助以后,壓力更大了。周恩來總理專門請了一些專家到人民大會堂開會,告訴大家一定要靠自己把導彈搞出來。

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、外交部部長陳毅在一次講話中說:“你們的導彈一定要搞出來,不然我們外交上說話都沒有底氣。”因此軍委、國防、外交等各方面都很支持我們。當時,在中國人飯都吃不飽的時候,優先給我們研究人員供應物資,大家深刻感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,士氣被徹底激發起來了,夜以繼日地干,拼了命地干,所以就有這樣的口號了。

記者:上世紀八十年代,您所在的研究院流行幾句順口溜,“跟著鐘山干,都是窮光蛋;就是窮光蛋,也要拼命干”,為何說跟著您干就是窮光蛋?即便是窮光蛋大家也要拼命干的理由是什么?

鐘山:有一次我和設計師們一起聊天,一個設計師調侃我:“跟著鐘山干,都是窮光蛋!”我聽完大笑,回了一句“就是窮光蛋,也要拼命干”。在場的人聽完又是一陣大笑。后來這幾句順口溜就慢慢傳開了,還傳到張愛萍副總理的耳朵里,他又在后面加了兩句:“跟著鐘山干,人人是好漢!”

其實那時候跟著我干確實是窮光蛋,不假。那時剛剛改革開放,我們研究人員的同學當中不少人下海去了。當時的確是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,賣茶葉蛋一個月能掙100元左右,而我們的工資才60多元。但是我們“就是窮光蛋,也要拼命干”,這才是主要的思想,大家對這個事業非常認同。我們當時很樂觀,回憶起60年代飯都吃不飽還干得那么起勁,80年代至少比那時候強多了。所以大家一心想的就是怎么把導彈搞出來,正是因為這樣的思想,我們取得了重大成功。

記者:許多科研領域,我國都是從仿制起步,到今天實現自主知識創新,您認為完成這樣的跨越,最重要的因素有哪些?

鐘山:拿導彈來說,最開始我們沒有這樣的技術,只能從仿制起步。仿制之后,已經發展起來了,這時候的關鍵就是創新。對于工程設計來說,在創新中要強調兩點,一是理論創新,二是重視實踐,搞工程的不重視實踐不行。再者,以前發展的是單線技術,現在強調的是跨域,跨領域、跨理論、跨單位,要綜合集成,實現不同學科、不同領域的深度融合。這些對于我國走好自主創新之路來說都是很重要的。

記者:今年兩會期間,科技評價體系問題引起熱議,一些代表委員對許多單位把專利、論文作為晉升和考核的主要標準表示擔憂。您認為什么樣的科技評價體系才是科學的?

鐘山:過去有段時間,大家對專利、論文不重視,實踐成果有了,但沒有總結成理論;技術有了,但沒有申請專利保護,這些都很遺憾。現在強調我們的工作既要有實踐結果也要有理論成果,要結合起來,這種重視是應該的,但是把專利和論文作為唯一的評價標準則是片面的。科學的評價體系應該是理論成果能轉化成實踐結果,由結果反過來確認理論,而且這應該是主要的,不能完全看專利、論文。而且一定要重視創新,要想出一套科學的方法去識別、評價成果中的創新部分。

記者:您的同事曾說:“鐘山從來就是一團跳動的火。”您怎么看待這樣的評價?

鐘山:因為我在團隊里比較會帶動氣氛,每當我們面對一項工作時,我都會把任務的緊張性、艱巨性、復雜性等分析給全體人員,大家看見這么緊張、重要,熱情就燃起來了。所以他們說我“煽動”能力比較強,很能把大家鼓舞起來、動員起來。好幾個人甚至還開玩笑說我適合去共青團工作。

記者:您長期擔任研究所所長,您認為科研單位領導者需具備怎樣的眼光和思維?

鐘山:第一要把全局看清,突出自己的專業特點;第二要綜合集成,不是把所里各專業簡單相加,而要實現各項融合提升。然后要有近中遠的發展規劃。把橫向的綜合集成和縱向的系統規劃結合起來,要有這樣一種發展思維。

記者:據了解,除了科研您在文藝方面也很擅長,在部隊文工團的時候還自編自導自演諧劇,您為什么喜歡這種藝術形式,它對您產生了怎樣的影響?

鐘山:我在重慶大學的時候,有個人來學校表演諧劇《阿Q正傳》等,他一個人扮演一個或幾個角色,有點像單口相聲,詼諧又諷刺。我覺得很有趣,一下子被吸引了。

1949年底我參軍,在部隊我嘗試改編、創作諧劇,領導覺得我有文藝才能,就把我調去了宣傳隊。

1953年,我考進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。入學后先進預科補習數理化基礎。那時候很多同學都栽在高數上,基礎差的同學甚至打起了“退堂鼓”,鬧著要回部隊。為了幫助大家克服畏難情緒,我琢磨了1個月,自編自演了《學得好與學不好》的諧劇。這出戲深深感染了同學們,在學校連續演了3年。當時學校政治部主任、后來擔任國防科大校長的張衍將軍,直到30年后一看見我都還想起這個劇。

這種表演經驗讓我在以后講話的時候很幽默,很有感染力,也無形中讓我的性格更加開朗,我想這就是同事們說我像一團火的原因吧。(中國紀檢監察報記者 劉一霖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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